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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王充因家贫无书

2019-09-15 08:59

45. 王充与《论衡》

45. 王充与《论衡》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

王充出身贫寒,曾到京城洛阳太学上学。《后汉书》记载,王充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通众流百家之言。”他做过短期的州郡吏,其余的岁月居家从事教学和著述,写成《论衡》85篇(今存84篇),20余万言。

王充《论衡》具有非凡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他自称其思想违背儒家之说。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 “天人感应”论。王充认为,灾异的发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变化,与人事无关,否定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反对神不灭和有鬼论,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王充继承了荀子、韩非等人的历史进化思想,强调历史是前进的、发展的,反对崇古非今。他揭露和抨击了世家大族的种种丑行,要求进行社会政治变革。

王充 王充,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出身中下阶层。少游洛阳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从事著述。一生尽力于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目的论,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 王充出生在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逐渐繁荣,文化也发达起来。当时读书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于经典也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进行争辩。汉明 帝怕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会影响他的专制统治,决定要统一大家的思想,于是他亲自到太学里去讲经,要求大家按照他的意思来学习儒家经典,不许传播别的内容和 意义。 汉章帝也学习他父亲的做法,千方百计的加强思想统治。他亲自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生大会,讨论对《诗》、《书》、《易》、 《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最后由他判定,判定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规定以后所有讲学的人,都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意见去讲。他还把白虎观大 会的内容,交给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去整理,写成一本题为《白虎通义》的书,让广大儒生学习。 但是王充很反对这种专制思想统治,他信奉的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这和白虎观会议的要求正好相反。 王充20岁的时候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当时班固的父亲班彪正在太学里讲学。王充认真地跟班彪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王充对讲堂里学到的知识不满 足,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找别的书来读。过了几年,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街上去逛书铺,寻找自己没看过的书。王充家里很穷,他 找到了新书但买不起,只好站在书铺里阅读。王充记忆力特别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就这样,他又读到了许多新书,学到了许多新知识。 王充在洛阳的太学里学习了几年,看到官场的腐败,他不想做官,就回到家乡去了。后来他虽然在县里和郡里做过文书一类的工作,但那是迫于生计才干的。王充 的同乡曾经极力向章帝刘推荐他,说他的学问可以和相提并论。章帝于是派人去请王充出来做官,可是王充推说有病,不肯去,他想在家里写书传世。 王充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书名叫做《论衡》。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闭门谢客,足不出户,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里,到处都安放 了笔、刀和竹木简,一遇到有什么灵感,就赶快随手刻写在竹木简上,作为写书的素材。为了写《论衡》,王充搜集的书稿堆满了一间房子。他写的这部书不仅观点 新颖,材料丰富,而且说服力很强,是一部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很大成就的著作。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书中对许多 迷信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思想。当时有迷信思想的人举了个例子,来证明“善有善报”:春秋时候有个楚惠玉,有一天他吃饭,发现菜里有一条 水蛭。如果他把这条水蛭拿出来,那样厨师就会被处死。他可怜厨师,就悄悄地把水蛭和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上厕所,不仅把水蛭解了出来,并且原 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愈了。 王充用科学的道理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为什么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够跟大便一起解出来呢?那是因为人的 肚子里温度高,水蛭受不住,热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时候就便出来了。至于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坏死的血,而水蛭正好是爱吸血的,水蛭在楚 惠王肚子里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肚子里的那些坏死的血都吸走了。这样,楚惠王的病正好就痊愈了。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什么“善有善报”。王 充对这件事的解释,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解释已经是很不错了。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 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来说:这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所以雷公惩罚把他打死了,这是“恶有恶报”。王充听到这件事情,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他看到死人的全 身散发着烧焦的臭味。于是他就解释说,打雷的时候人们看到有闪电,闪电就是火,雷其实就是一种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这也是偶然现象,天上并 没有什么雷公、电母这些神灵,更不是什么“恶有恶报”。 王充写的《论衡》这部书中,像这一类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很多的。《论衡》这部书,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时候一盏智慧之光的明灯,它所宣传的思想在当时是最先进的。

  王充,字仲任,东汉上虞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巨著《论衡》。全书八十五篇,共二十余万字,内容涉猎天文、物理、史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人合一”的欺骗性。他还抨击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邪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小时候不但聪明而且用功。6岁开始识字读书,8岁被送入本乡私塾。20岁时,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他还感到不满足,就用课余时间读各种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遍了,又去街市的店铺里找书来读。王充读书十分认真,记忆力又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就这样,他的知识越来越多。
  因为王充对朝廷的腐败看不惯,所以不做官,一生大都在家里写书。
  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当时有些人讲这么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这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而王充批驳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会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世似有任侠的传统,其祖、父辈曾在钱塘“以贾贩为事”,因为与豪族强宗争斗,结下了不少怨仇,不得不举家迁…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世似有任侠的传统,其祖、父辈曾在钱塘“以贾贩为事”,因为与豪族强宗争斗,结下了不少怨仇,不得不举家迁至上虞。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对空面史料,有学者以王充在其“自传”中未言及而认为不可信。综合《论衡·自纪》和《后汉书·王充传》的记载来看,可知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他先后在本县、本郡、本州作过功曹(掌管人事及参与政务)、从事(州最高长官刺史的属官)之类的小吏,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以后又携家至彤阳郡、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寿县,一说在今安徽风阳南部)、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庐江西部)、扬州等地,担任一些位卑的职务。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主要从儒学的角度来谈一下王充的思想学说。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凡“名应图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绿。明、章二帝继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当时流行的纬书有《河图》、《洛书》、《七经纬》、《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都称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圣人推演出来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它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展,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则与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桓谭首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继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凡认为是虚妄的东西都一一进行批判。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论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论》、《讥俗节义》、《养性》、《政务》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了。现存《论衡》有85篇(《招致篇》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篇了。王充死后,《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王充反对“圣贤所言皆无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的传统,他主张,为了追求真理、发展学术,可以“距师”乃至“伐圣”。为了实践这一主张,他写了《问孔》和《刺孟》两篇,对孔子和孟子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对‘圣贤“的迷信。王充说过:”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评这,尚未可谓尽得实;况创始卒吐言,安能皆是?“这就是说,圣人作文虽已考虑十分周到,但也不能说已经句句都符合实际,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仓促之言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王充又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实是非也。问难这道。非必对圣人及生之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问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显然不是反对孔子,而是主张以追求真理的老实态度来对待圣人的言论。王充提出,虽然圣人立言审慎,经典“万世不易”,但也有不实之处。他例举了大量明显的例证,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他认为,这有的是因为圣贤“至诚以为然”,即圣贤在这方面的认识脱离实际;有的是因为时代久远,追忆失实;有的则是圣贤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夸大其词。但就圣贤内心而言,则“内未必然”。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关于《论衡》的版本卷帙情况,参阅本书附编三《<论衡>版本卷帙著录》便可以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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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对王充及其《论衡》的评价,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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