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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拓片,郑板

2019-10-20 19:19

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呈现出成熟的、地道的晚年郑板桥“六分半书”之本色:点画敦厚粗壮多承苏轼之貌,尤其是点、横喜用顿笔,转折处以偃笔翻过,纯是苏法;撇、捺及长横斜昂取势,间用提按战抖,沉着中时见飘飘欲飞之趣,学黄庭坚而善化用;至于隶书的融入,除字形方扁和横笔、捺脚多有波磔挑剔以外,许多字的结构都采用篆、隶写法,以显古拙不俗。草稿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

郑板桥是清代“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书法,用隶书参以行楷,非隶非楷,非古非今,俗称“板桥体”书法。郑板桥书法作品单个字体看似歪歪斜斜,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有人说“这种书法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做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郑板桥撰写这篇《碑记》是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的。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

《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清乾隆十七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创作的一个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价值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额镌有“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书、刻“三绝”之誉。它在历经了两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之后,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放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坊间有拓本销行。 我国古代,环绕府州县邑的城,原系人为的护城设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维附会为城市的守护神。于是设庙供奉城隍,焚香顶礼,渐渐演化成了一种礼制,一种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推向了全国。清袭明制,城隍庙遍及国内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对城市的守护,越变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在阴间对人的灵魂进行裁决和赏罚的主宰,威严无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次人,柳妈便说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两个丈夫,便使得祥林嫂无比恐惧,拿出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门槛”,以求赎罪。可见城隍、阎罗王之类的迷信,对劳动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郑板桥当时就是在与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县令,倡修潍县城隍庙,并且写出这一篇不同凡响的“碑记”的。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早期原碑拓印资料图片图/京华时报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郑板桥 颜梅华/作 郑板桥原本是个无神论者,早在撰写这篇“碑记”之前17年,他在与其堂弟讨论购买一块“墓田”问题时,就对“风水”之类的“堪舆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态度。但在潍县,修葺被大雨损坏了的城隍庙,却又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所必须操办的祀神之事。这当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舆家言”要厉害多了。撰写这篇修庙的“碑记”,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吗? 对此,如果郑板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袭用官话、套话为城隍爷唱一通赞歌,说明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以敷衍塞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在写诗作文问题上,他主张“直摅血性”,反对随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厉风教”的诗文“命题”,强调“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据此,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 潍县城隍庙的修葺工程本来是作为一县之长的郑板桥自己发动的,而他在撰写这篇《碑记》时又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这岂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吗?没有。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为这篇《碑记》定下了一个极富学理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超越惯常思维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在碑文行将结束时所总结的那句话:“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读《碑记》,我们感到,其中谈论的各种话题都是被笼罩在探讨“千古礼意”这个总题旨之下的,潍县城隍庙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这样的探讨,非但没有使郑板桥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见出他学养的丰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怀的光明磊落。 所谓“千古礼意”,简言之,就是“自周公以来”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观念,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分野。郑板桥秉承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碑记》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天、地与人之间“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的看法,认为“苍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样长出耳目口鼻来的。但“自周公以来”,“古帝王”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把“苍然之天”“呼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从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就是说,老百姓所顶礼膜拜的“上帝”,其实是“古帝王”为了“教化”他们而“人之”出来的一种莫须有的“神”。他们当中如果有谁“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当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郑板桥在援引了子产的高论之后,立刻呼应道:“然乎!然乎!” 如果说,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诱导人们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话,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着祸福生死之权,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顺从,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惧之了。郑板桥在描述城隍庙里“十殿之王”逞威,“刀花剑树”森严的恐怖景象之余,特地加写了一段自己的亲身感受:“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憟,状如有鬼者。”联系到后来鲁迅描写的祥林嫂的悲剧,我们不是可以深深地感到郑板桥在履行县令职责,操持城隍庙的维修事务时,对作为这项事务思想支撑的“千古礼意”进行一番探讨、辨析和批判,是多么必要、多么睿智吗? 不仅如此,郑板桥对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演剧楼居”一事的解释,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古圣贤既然把“上帝”“城隍”之类的“神而不人者”当作人来祭祀,那么,在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个“演剧楼居”来“娱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楼建起来了,在他看来,“娱神”之说,虽属妄言,但演剧对世俗人生却不无裨益。所以他说:“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可见,是否“有功于世”,这是他探讨“千古礼意”的一个重要思考。这个思考,既使他的探讨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使他在价值评估上避免了绝对化和简单化,是非取舍,情通理达。 千百年来,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上,把世俗约定了的祀神活动变成对神的公开否定,这样的事情,除了《史记》里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传说之外,郑板桥撰此“碑记”,当属仅见。而《碑记》作为一篇论说文,其命意、析理、词章、文气等都不同凡响,自具特色,因而说它是散文中的一篇杰作,我想决不为过。 《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这里所说的“板桥体”,与板桥作品中人们常见的那种“狂怪软媚”的“六分半书”不太一样。它比较多地保留了板桥早年学习“二王”、欧阳询时的书风,全篇在楷书的基础上间或参以行草,亦刚亦柔,有藏有露,遒劲的笔力里透出灵秀之气,端庄的结体中蕴含自然之美。这种秀劲拔俗的书风,恰好与《碑记》的内容和作者当时的心态相默契。碑石镌刻者司徒文膏是郑板桥所赏识的一位金石高手,板桥书风的韵味、神采尽显于他精湛灵巧的刀工之中。所以郑板桥在论及自己几个书法刻本时不无感慨地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可以说,不充分重视这部作品,我们便不能全面、深刻地评价郑板桥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宝贵贡献。

石 涛(1642-1707)本姓朱,名若极。籍贯广西。为僧后法名原济、道济,字石涛。题画别号甚多,如苦瓜和尚、清湘老人、清湘陈人、大涤子、瞎尊者、阿长、济山僧等等。石涛以“搜尽奇峰大草稿”的精神,在山水画创新上成就很大。他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既是绘画实践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著《石涛画语录》。 他的书法,在行楷中参以隶法,有六朝造像记的笔意,用笔不拘成法,字形大小参差,正欹错落,然笔墨古朴遒劲,天真烂漫,与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隶书也写得“散朴有致,不检绳墨”。

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纸本,行书,22.3×18.3 cm,12开)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初成于乾隆十六年岁末,草稿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书法欣赏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

郑板桥(1693-1765),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着。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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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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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1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1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这里所说的“板桥体”,与郑板桥书法作品中人们常见的那种“狂怪软媚”的“六分半书”不太一样。它比较多地保留了板桥早年学习“二王”、欧阳询时的书风,全篇在楷书的基础上间或参以行草,亦刚亦柔,有藏有露,遒劲的笔力里透出灵秀之气,端庄的结体中蕴含自然之美。这种秀劲拔俗的书风,恰好与《碑记》的内容和作者当时的心态相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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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城隍庙碑记》草稿、《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郑板桥诗文、书法创作的一个缩影。或许是出于恭敬之心,《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乃楷书撰成,总体倾向平正方严,用笔果敢,提按顿挫明显,结构时见黄庭坚之微妙影响,主要表现于笔画向中间收紧,字势瘦而紧密,显露出一种严谨认真的心态,正如陈振濂感叹,大凡他敛心束手恭敬作书时,由于态度较拘谨而能稍掩杂乱之弊,体现出一定的统一感。尽管如此,《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仍基本展示出郑板桥行书的欹侧结体、伸展撇捺之特征。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 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 代轮,尽毁借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 禹王台勘灾。

碑石镌刻者司徒文膏是郑板桥所赏识的一位金石高手,板桥书风的韵味、神采尽显于他精湛灵巧的刀工之中。所以郑板桥在论及自己几个书法刻本时不无感慨地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见郑板桥《刘柳村册子》)可以说,不充分重视这部作品,我们便不能全面、深刻地评价郑板桥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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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修城隍庙碑记》仅是草稿,似乎不需如此的必恭必敬,正是缘于这样的心态,郑板桥虽不是信手拈出,却基本不失为大家手笔,其中的个人性情、奇崛怪诞之趣味表现得较《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更为突出,呈现出成熟的、地道的晚年郑板桥“六分半书”书法之本色:点画敦厚粗壮多承苏轼之貌,尤其是点、横喜用顿笔,转折处以偃笔翻过,纯是苏法;撇、捺及长横斜昂取势,间用提按战抖,沉着中时见飘飘欲飞之趣,学黄庭坚而善化用;至于隶书的融入,除字形方扁和横笔、捺脚多有波磔挑剔以外,许多字的结构都采用篆、隶写法,以显古拙不俗。

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等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并手写付梓。1750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1751年, 五十九岁,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千百年来,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上,把世俗约定了的祀神活动变成对神的公开否定,这样的事情,除了《史记》里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传说之外,郑板桥撰此“碑记”,当属仅见。而《碑记》作为一篇论说文,其命意、析理、词章、文气等都不同凡响,自具特色,因而说它是散文中的一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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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里有一个“读”字被圈出来?新修城隍庙碑记,这类文字是要用于竖碑立石的。用于刻石的墨迹有两种,一是写好纸本,摹刻上石。二是直接在石头上书写,在原字上刻,这叫书丹。这件墨迹,以上两种都不属于。应是正式书写前的稿本,所以字体比较随意。稿子写完后,还要再誊抄一遍,最后按照正式版上石。按照稿本的思路来推断,那么这个读字的圈点,最大的可能就是删除,就是不要这个字。有这个推测以后,可以用刻石正式本进行印证一下。所以可以看到最后上石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读字的。而其字体也确实是近楷书,更端正。就说明,城隍庙记墨迹本至少有两本,也基本可以确定这个读字的圈点属于删除符号。古人对于错字删除,除了圈,还会用点,在字旁点三个点表示错写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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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原本是个无神论者,早在撰写这篇“碑记”之前17年,他在与其堂弟讨论购买一块“墓田”问题时,就对“风水”之类的“堪舆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态度。(见郑板桥《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但在潍县,修葺被大雨损坏了的城隍庙,却又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所必须操办的祀神之事。这当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舆家言”要厉害多了。撰写这篇修庙的“碑记”,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吗?如果郑板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袭用官话、套话为城隍爷唱一通赞歌,说明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以敷衍塞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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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乾隆十四年(1749),郑板桥(1693-1765)就任潍县知县的第四年,经年失修的潍县城西城隍庙在某日的大雨中倒塌了。郑板桥在视察之后,建议修缮,得到了乡绅们的附和、资助。三年后,城隍庙修葺一新,作为县太爷的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志其事,并由司徒文膏勒石(城隍庙碑,190×80cm,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2

郑板桥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在写诗作文问题上,他主张“直摅血性”,反对随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厉风教”的诗文“命题”,强调“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见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古代环绕府州县邑的城(墙)和抱城而流的隍(壕沟),原系人为的护城设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维附会为城市的守护神。于是设庙供奉城隍,焚香顶礼,渐渐演化成了一种礼制,一种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推向了全国。清袭明制,城隍庙遍及国内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对城市的守护,越变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在阴间对人的灵魂进行裁决和赏罚的主宰,威严无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次人,柳妈便说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两个丈夫,便使得祥林嫂无比恐惧,拿出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门槛”,以求赎罪。可见城隍、阎罗王之类的迷信,对劳动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郑板桥当时就是在与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县令,倡修潍县城隍庙,并且写出这一篇不同凡响的“碑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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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郑板桥“六分半书”风格之后,我们对这件《重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应该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审美框架。由于碑文的实用目的,郑板桥的创作显然不可能等同于平日近乎发泄性的创作心态,注定了《重修城隍庙碑记》没有越出《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的大格局。但是,郑板桥在草稿中赋予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或许能算得上是晚年郑板桥的成熟风貌,尽管比不上典型的“乱石铺街”(如《书李商隐七言诗轴》,草隶,150.3×46.2cm,南京博物院藏)之怪异奇特和随心所欲。

在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石碑长廊中,有一块被玻璃罩保护起来的石碑,现在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这就是驰名历史的“三绝碑”潍县城隍庙碑。据史料记载:潍县城隍庙,为明代洪武年间所建,清乾隆十四年(1749)在大雨中严重受损。乾隆十七年(1752),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发出倡议,带头捐款重修了城隍庙,并亲自撰文书写了《新修城隍庙碑记》一文,令其门人司徒文膏镌刻于石,以记其事。

郑板桥秉承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碑记》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天、地与人之间“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的看法,认为“苍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样长出耳目口鼻来的。所谓“千古礼意”,简言之,就是“自周公以来”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观念,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分野。但“自周公以来”,“古帝王”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把“苍然之天”“呼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从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就是说,老百姓所顶礼膜拜的“上帝”(“玉皇”),其实是“古帝王”为了“教化”他们而“人之”出来的一种莫须有的“神”。他们当中如果有谁“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当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郑板桥在援引了子产的高论之后,立刻呼应道:“然乎!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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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花甲之年的郑板桥展示出得心应手的形式技巧以增加审美强度,譬如,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亦如郑方坤《郑燮小传》所记的“时时作字,古与媚偕者是已”。郑板桥在其间注入的表现意趣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字形态的强烈变异和参差不齐,竭尽摆布之心机。平心而论,这种在郑板桥看来似是“不经意”的经营,难免令人感觉到有精心造作的痕迹,所以,徐利明感慨,郑板桥在书法作品创作中的着意经营远没有达到自由的境界。

郑板桥“修城隍庙碑记”的墨迹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行书书法作品《重修城隍庙碑记》,是前人保留下来的册页真迹,该册页系楷书碑文《新修城隍庙碑记》的草稿,现藏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纸本,行书,22.3×18.3 cm,12开)。另一个则是楷书《新修城隍庙碑记》拓本,字是从碑上拓下来的。

如果说,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诱导人们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话,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着祸福生死之权,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顺从,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惧之了。郑板桥在描述城隍庙里“十殿之王”逞威,“刀花剑树”森严的恐怖景象之余,特地加写了一段自己的亲身感受:“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憟,状如有鬼者。”联系到后来鲁迅描写的祥林嫂的悲剧,我们不是可以深深地感到郑板桥在履行县令职责,操持城隍庙的维修事务时,对作为这项事务思想支撑的“千古礼意”进行一番探讨、辨析和批判,是多么必要、多么睿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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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城隍庙碑记》是郑板桥在乾隆十七年(1752)任潍县知县时撰文并书写的,是郑板桥书法中的精品,郑板桥对该碑也是极为中意,郑板桥尝自称其书法作中品“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刘柳村册子》。因郑板桥潍县城隍庙碑“文佳、书好、刻精”,被后人誉为“三绝碑”。这块驰名历史的“三绝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文20行,全文909字,由郑板桥以其独创的“六分半书”体写就。

不仅如此,郑板桥对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演剧楼居”一事的解释,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古圣贤既然把“上帝”“城隍”之类的“神而不人者”当作人来祭祀,那么,在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个“演剧楼居”来“娱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楼建起来了,在他看来,“娱神”之说,虽属妄言,但演剧对世俗人生却不无裨益。所以他说:“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可见,是否“有功于世”,这是他探讨“千古礼意”的一个重要思考。这个思考,既使他的探讨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使他在价值评估上避免了绝对化和简单化,是非取舍,情通理达。《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创作的一个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价值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额镌有“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书、刻“三绝”之誉。它在历经了两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之后,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放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坊间有拓本销行。

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2

乾隆十四年(1749),郑板桥(1693~1765)就任潍县知县的第四年,经年失修的潍县城西城隍庙在某日的大雨中倒塌了。郑板桥在视察之后,建议修缮,得到了乡绅们的附和、资助。三年后,城隍庙修葺一新,作为县太爷的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志其事,并由司徒文膏勒石(城隍庙碑,190×80 cm,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潍县城隍庙的修葺工程本来是作为一县之长的郑板桥自己发动的,而他在撰写这篇《碑记》时又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这岂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吗?没有。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为这篇《碑记》定下了一个极富学理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超越惯常思维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在碑文行将结束时所总结的那句话:“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读《碑记》,我们感到,其中谈论的各种话题都是被笼罩在探讨“千古礼意”这个总题旨之下的,潍县城隍庙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这样的探讨,非但没有使郑板桥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见出他学养的丰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怀的光明磊落。

郑板桥书法创作观念明显与之一脉相承,《答方超然札》曰:吾辈赋诗作文、写字习画,虽云不悖于古,亦不可信古太过。神而明之,明而化之,全由此心主持,不为所囿,亦不为所惑。师法古人,变化在我,如此始能卓拔成家,与古抗争。若泥古太过,自坠夹板之中,脱身无日,则飞虫入网,盲人迷道,将见其越跳越紧,越撞越昏,永失自在也。老弟草书,即系师古太甚,偏涉迹象。功夫非不深邃,而笔情少活脱之妙,结有呆板之形,因求古反为古所困,刻鹄类鹜,前人早有警悟之语。愿此后作草书时,以心役手,勿以手就心,象求以外,再以神求,神会融通,书法自能增进。

潍县城隍庙在城隍庙小区,具体的位置在城隍庙街以北,北门大街的东面,仓巷子的西面,现仍存旧址,郑板桥曾重修,刻有《重修城隍庙碑记》被人誉为珍品,曾有演剧楼一所,演剧楼上挂郑板桥书“神之听之”匾额一块,题对联“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文衣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其实每个治所都有城隍庙,“城隍”即为护城河,但是民间把它演绎成是保佑州、县城池安危的神,设城隍庙以供世人祭祀。潍坊的城隍庙的雕像最神,在后殿城隍爷的雕像里设了机关,只要一拍他的膝盖,城隍爷就会站起来。民国年间神像被砸毁,郑板桥在1752年主持重修城隍庙后,立三绝碑《新修城隍庙碑记》(现存于潍坊博物馆),这块碑封在玻璃橱里,是块顶级的文物,但是碑身已经涂满黑墨,想来是经常做拓片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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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独创“六分半书”新书法字体,楷、草、隶、篆融一体,笔方法多样,结体夸张,长窄更长窄,宽的更宽,斜的更斜,章法布局大小错落,上下左右互相响应,疏密相间,所谓“乱石铺街”,富有节奏韵律感,独创写意,着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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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半书”,据郑板桥自述,是以八分书和篆、草、行、楷相杂而成。对此,郑板桥也颇为自得,足以体现其“敏锐过人的才华和不谐时俗的胆魄”。也正是这个“六分半书”,即为后世一直关注郑板桥之所在,以致后来者异口同声地称誉其为一个创新的典范。的确,与金农“漆书”并肩而起的“六分半书”在清代书坛上是个奇特的存在,令人感受到一种标新立异的格调,可谓是异军突起、惊世骇俗。据《广陵诗事》记载,郑板桥“少为楷法极工,自谓世人好奇,因以正书杂篆、隶,又间以画法,故波磔之中,往往有石文、兰叶。”此语基本道出了郑氏书法形式美的内部结构:一为以正书杂篆、隶,二为间以画法。所谓“世人好奇”,应该是指当时帖学书风日趋衰落,世人多求“别调”而形成崇新尚奇的新风。蒋宝龄《墨林今话》有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可见,作为兰竹画家的郑板桥将其兰、竹画意入书,将书法入画,成为自家画格与书格。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3

郑板桥跋《墨竹图》云:“吾作书,又往往取沈石田、徐文长、高其佩之画以为笔法,要知书画一理也。”因此,郑板桥“六分半书”,到处可见画意的笔法,尤其撇画,或长或短,飘逸飞动,颇似兰叶。而且,其章法借鉴绘画之布局,或大或小,或左或右,如“乱石铺街”,具有浓郁的趣味特征,正如何绍基《跋郑燮道情词卷》所说:“板桥字仿山谷,间以兰竹意致,尤为别趣。”

潍县城隍庙碑文虽叙述了潍县城隍庙重新修葺的缘起,但毫无谀神迷信内容,而是充满了一种求实精神。郑板桥认为「苍然者天」和「块然者地」本是无所谓人格的,是人赋予了其人格;城隍本是各府州县邑都有的无生命的建筑实体,也是人赋予了其人形、乌纱、袍笏,并「子之以祸福人权,授之以死生之柄」的。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神道设教」的需要,是统治者为了进行教化所采取的宣传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郑板桥借修城隍庙的机会,竭力主张在庙前修建一座演剧之楼,即建立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为了回答乡绅们认为「多事」的责难,郑板桥不厌其详地阐述了戏楼既有娱神的功能,又有娱人的功能,因此不能不修的原因。从他对修城隍庙的消极的从俗态度和对修戏楼的积极赞助态度的对比中,我们看到郑板做为潍县县令的清醒头脑和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作风。因此,《新修城隍庙碑记》既是一篇讨论民俗礼仪的学术论文,又是郑板桥积极为潍县老百姓办公益事业的个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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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城隍庙碑记》文中,郑板桥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无神论观点,直道神为人所造,神权是人所授。新修后的城隍庙,东西两廊比原先高三尺,殿厦、寝室、神像、钟鼓重新加固粉刷,并在城隍庙大门之外新建戏楼一座。郑板桥还为戏楼亲自撰写了两副对联,其一曰:“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文衣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其二曰:“切齿慢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中间横匾分别为:“神之听之”、“惟德是辅”。寓道德教化于楹联之中,可谓用心良苦。

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3

潍县城隍庙修复,要建一块碑,由他写碑文。普通人作碑记书法欣赏,总要把古圣先贤的话引用一番,略作生发,他却第一句话便说“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神物带有嘲弄讥笑的口吻。更有甚者,他指出玉皇也好,城隍也好,都是泥塑木雕,是人塑造出来的,习惯使然,人造出了神,人便怕神,于是,板桥自己也怕神了,好像真的是有神有鬼。在城隍庙里树这样一块碑,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父母官之尊,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恐怕迷信的士绅早就把碑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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