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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至潍县北边,字是郑板桥自己写的

2019-10-20 19:19

郑板桥原本是个无神论者,早在撰写这篇“碑记”之前17年,他在与其堂弟讨论购买一块“墓田”问题时,就对“风水”之类的“堪舆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态度。(见郑板桥《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但在潍县,修葺被大雨损坏了的城隍庙,却又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所必须操办的祀神之事。这当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舆家言”要厉害多了。撰写这篇修庙的“碑记”,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吗?如果郑板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袭用官话、套话为城隍爷唱一通赞歌,说明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以敷衍塞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

《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清乾隆十七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创作的一个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价值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额镌有“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书、刻“三绝”之誉。它在历经了两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之后,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放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坊间有拓本销行。 我国古代,环绕府州县邑的城,原系人为的护城设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维附会为城市的守护神。于是设庙供奉城隍,焚香顶礼,渐渐演化成了一种礼制,一种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推向了全国。清袭明制,城隍庙遍及国内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对城市的守护,越变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在阴间对人的灵魂进行裁决和赏罚的主宰,威严无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次人,柳妈便说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两个丈夫,便使得祥林嫂无比恐惧,拿出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门槛”,以求赎罪。可见城隍、阎罗王之类的迷信,对劳动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郑板桥当时就是在与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县令,倡修潍县城隍庙,并且写出这一篇不同凡响的“碑记”的。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早期原碑拓印资料图片图/京华时报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郑板桥 颜梅华/作 郑板桥原本是个无神论者,早在撰写这篇“碑记”之前17年,他在与其堂弟讨论购买一块“墓田”问题时,就对“风水”之类的“堪舆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态度。但在潍县,修葺被大雨损坏了的城隍庙,却又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所必须操办的祀神之事。这当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舆家言”要厉害多了。撰写这篇修庙的“碑记”,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吗? 对此,如果郑板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袭用官话、套话为城隍爷唱一通赞歌,说明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以敷衍塞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在写诗作文问题上,他主张“直摅血性”,反对随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厉风教”的诗文“命题”,强调“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据此,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 潍县城隍庙的修葺工程本来是作为一县之长的郑板桥自己发动的,而他在撰写这篇《碑记》时又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这岂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吗?没有。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为这篇《碑记》定下了一个极富学理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超越惯常思维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在碑文行将结束时所总结的那句话:“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读《碑记》,我们感到,其中谈论的各种话题都是被笼罩在探讨“千古礼意”这个总题旨之下的,潍县城隍庙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这样的探讨,非但没有使郑板桥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见出他学养的丰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怀的光明磊落。 所谓“千古礼意”,简言之,就是“自周公以来”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观念,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分野。郑板桥秉承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碑记》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天、地与人之间“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的看法,认为“苍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样长出耳目口鼻来的。但“自周公以来”,“古帝王”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把“苍然之天”“呼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从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就是说,老百姓所顶礼膜拜的“上帝”,其实是“古帝王”为了“教化”他们而“人之”出来的一种莫须有的“神”。他们当中如果有谁“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当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郑板桥在援引了子产的高论之后,立刻呼应道:“然乎!然乎!” 如果说,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诱导人们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话,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着祸福生死之权,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顺从,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惧之了。郑板桥在描述城隍庙里“十殿之王”逞威,“刀花剑树”森严的恐怖景象之余,特地加写了一段自己的亲身感受:“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憟,状如有鬼者。”联系到后来鲁迅描写的祥林嫂的悲剧,我们不是可以深深地感到郑板桥在履行县令职责,操持城隍庙的维修事务时,对作为这项事务思想支撑的“千古礼意”进行一番探讨、辨析和批判,是多么必要、多么睿智吗? 不仅如此,郑板桥对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演剧楼居”一事的解释,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古圣贤既然把“上帝”“城隍”之类的“神而不人者”当作人来祭祀,那么,在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个“演剧楼居”来“娱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楼建起来了,在他看来,“娱神”之说,虽属妄言,但演剧对世俗人生却不无裨益。所以他说:“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可见,是否“有功于世”,这是他探讨“千古礼意”的一个重要思考。这个思考,既使他的探讨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使他在价值评估上避免了绝对化和简单化,是非取舍,情通理达。 千百年来,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上,把世俗约定了的祀神活动变成对神的公开否定,这样的事情,除了《史记》里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传说之外,郑板桥撰此“碑记”,当属仅见。而《碑记》作为一篇论说文,其命意、析理、词章、文气等都不同凡响,自具特色,因而说它是散文中的一篇杰作,我想决不为过。 《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这里所说的“板桥体”,与板桥作品中人们常见的那种“狂怪软媚”的“六分半书”不太一样。它比较多地保留了板桥早年学习“二王”、欧阳询时的书风,全篇在楷书的基础上间或参以行草,亦刚亦柔,有藏有露,遒劲的笔力里透出灵秀之气,端庄的结体中蕴含自然之美。这种秀劲拔俗的书风,恰好与《碑记》的内容和作者当时的心态相默契。碑石镌刻者司徒文膏是郑板桥所赏识的一位金石高手,板桥书风的韵味、神采尽显于他精湛灵巧的刀工之中。所以郑板桥在论及自己几个书法刻本时不无感慨地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可以说,不充分重视这部作品,我们便不能全面、深刻地评价郑板桥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宝贵贡献。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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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也需要这样的神。这些神的意象一旦为老百姓所掌握,就会变成一种自觉的、宗教性的、固执的力量。没有这些神,他们就会失去伦理道德的标准、是非善恶的尺度,失去心理平衡,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县的城隍,在北伐的时候曾由以一个姓黄的党部委员为首的一帮热血青年用粗绳拉倒,劈成碎片。这触怒了城乡的许多道婆子。我们县有很多的道婆子,她们没有任何文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神就拜,念"南无阿弥陀佛",不管这神是什么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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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31

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4

我们县别有都土地,那可不一样了。都土地祠亦称都天庙,连庙所在的那条巷子也叫都天庙巷。都天庙和城隍庙不能相比,小得多,但也有殿有廊。殿上坐着都土地,比城隍小一号,亦红蟒亦面长圆而白亮,无五绺须。我的家乡把长圆而肥白的脸叫做"都天脸",此专指女人的面相,男人这样的脸很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说"城隍脸"。都土地管辖地界大致相当于一个区。他的封爵次于城隍一等,是"灵显伯"。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这里所说的“板桥体”,与郑板桥书法作品中人们常见的那种“狂怪软媚”的“六分半书”不太一样。它比较多地保留了板桥早年学习“二王”、欧阳询时的书风,全篇在楷书的基础上间或参以行草,亦刚亦柔,有藏有露,遒劲的笔力里透出灵秀之气,端庄的结体中蕴含自然之美。这种秀劲拔俗的书风,恰好与《碑记》的内容和作者当时的心态相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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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修城隍庙碑记》仅是草稿,似乎不需如此的必恭必敬,正是缘于这样的心态,郑板桥虽不是信手拈出,却基本不失为大家手笔,其中的个人性情、奇崛怪诞之趣味表现得较《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更为突出,呈现出成熟的、地道的晚年郑板桥“六分半书”书法之本色:点画敦厚粗壮多承苏轼之貌,尤其是点、横喜用顿笔,转折处以偃笔翻过,纯是苏法;撇、捺及长横斜昂取势,间用提按战抖,沉着中时见飘飘欲飞之趣,学黄庭坚而善化用;至于隶书的融入,除字形方扁和横笔、捺脚多有波磔挑剔以外,许多字的结构都采用篆、隶写法,以显古拙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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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镌刻者司徒文膏是郑板桥所赏识的一位金石高手,板桥书风的韵味、神采尽显于他精湛灵巧的刀工之中。所以郑板桥在论及自己几个书法刻本时不无感慨地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见郑板桥《刘柳村册子》)可以说,不充分重视这部作品,我们便不能全面、深刻地评价郑板桥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宝贵贡献。

郑板桥楷书【新修城隍庙碑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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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前的两廊塑着各种酷刑行刑时的景象,即板桥碑记中所说的"刀花、剑树……"我们那里的城隍庙所塑的是上刀山、下油锅、锯人、磨人等等,一共七十二种酷刑,谓之"七十二司",这"司"是阴司的意思。七十二司分为十个相通连的单间,左廊右廊各五间。每一间有一个阎王,即板桥所说的"十王"。阎王是"王",应该是"南面而王",坐在正面。

如果说,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诱导人们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话,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着祸福生死之权,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顺从,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惧之了。郑板桥在描述城隍庙里“十殿之王”逞威,“刀花剑树”森严的恐怖景象之余,特地加写了一段自己的亲身感受:“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憟,状如有鬼者。”联系到后来鲁迅描写的祥林嫂的悲剧,我们不是可以深深地感到郑板桥在履行县令职责,操持城隍庙的维修事务时,对作为这项事务思想支撑的“千古礼意”进行一番探讨、辨析和批判,是多么必要、多么睿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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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独创“六分半书”新书法字体,楷、草、隶、篆融一体,笔方法多样,结体夸张,长窄更长窄,宽的更宽,斜的更斜,章法布局大小错落,上下左右互相响应,疏密相间,所谓“乱石铺街”,富有节奏韵律感,独创写意,着意趣味。

郑板桥是真的害怕了吗?城隍庙总是阴森森,"吾亦毛发竖栗,状如有鬼者",郑板桥是真觉得有鬼么?答案在下面:"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郑板桥对古帝王的用心是一清二楚的。但是郑板桥并未正面揭穿,而且潍县的城隍庙是在他的倡议下,谋于士绅而葺新的,这真是最大的幽默!我们对于明清之后的名士的思想和行事,总要于其曲曲折折处去寻绎。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我一向觉得板桥的思想很通达,不图其通达有如此。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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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作品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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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上,把世俗约定了的祀神活动变成对神的公开否定,这样的事情,除了《史记》里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传说之外,郑板桥撰此“碑记”,当属仅见。而《碑记》作为一篇论说文,其命意、析理、词章、文气等都不同凡响,自具特色,因而说它是散文中的一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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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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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在写诗作文问题上,他主张“直摅血性”,反对随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厉风教”的诗文“命题”,强调“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见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古代环绕府州县邑的城(墙)和抱城而流的隍(壕沟),原系人为的护城设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维附会为城市的守护神。于是设庙供奉城隍,焚香顶礼,渐渐演化成了一种礼制,一种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推向了全国。清袭明制,城隍庙遍及国内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对城市的守护,越变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在阴间对人的灵魂进行裁决和赏罚的主宰,威严无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次人,柳妈便说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两个丈夫,便使得祥林嫂无比恐惧,拿出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门槛”,以求赎罪。可见城隍、阎罗王之类的迷信,对劳动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郑板桥当时就是在与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县令,倡修潍县城隍庙,并且写出这一篇不同凡响的“碑记”的。

郑板桥书法作品【新修城隍庙碑记】21

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6

每年七月半,城隍要出巡,即把城隍的大驾用八抬大轿抬出来,在城里的主要街道上游一游。城隍出巡,前面是有许多文艺表演的节目,叫做"会",许多地方叫"赛会"、"出会",我们那里叫"迎会"。参与迎会的,谓之"走会"。我乡迎会的情形,我在小说《故里三陈·陈四》中有较详细的描述,不赘。各地赛会,节目有同有异,高跷、旱船,南北皆有。北京的"中幡"、"五虎棍",我们那里没有。我们那里的"站高肩",北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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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作品【新修城隍庙碑记】25

另外,这篇城隍庙碑文草稿还透露出其他一些信息。郑板桥在《词钞自序》中写道:“为文须千斟万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无伤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丛中去,要不可以废改,是学人一片苦心也。”好文不厌百回改,岂不传递出郑板桥对写作、修改文章的精妙见解吗?因此,我们还可以从《重修城隍庙碑记》到《新修城隍庙碑记》修改、成文过程中看到郑板桥的深思熟虑。他在《新修城隍庙碑记》中斟字酌句,精心推敲,以使语言不致“拗渺晦拙”而能“疏松爽豁”,文字能达“屈曲达心、沉着痛快之妙”(见郑板桥《词钞自序》)。其殚精竭虑之心历历在目!

城隍庙正殿的对面,照例有一座戏台。郑板桥碑记云:"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目》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之?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郑板桥这里说得有点不够准确。歌舞最初是乐神的,因为他是神,才以歌舞乐之,这是"神道",并不是因为以人道祀之,才以歌舞之事娱之。

郑板桥秉承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碑记》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天、地与人之间“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的看法,认为“苍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样长出耳目口鼻来的。所谓“千古礼意”,简言之,就是“自周公以来”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观念,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分野。但“自周公以来”,“古帝王”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把“苍然之天”“呼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从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就是说,老百姓所顶礼膜拜的“上帝”(“玉皇”),其实是“古帝王”为了“教化”他们而“人之”出来的一种莫须有的“神”。他们当中如果有谁“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当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郑板桥在援引了子产的高论之后,立刻呼应道:“然乎!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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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维屏《松轩随笔》归纳:“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又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真气、真意、真趣”,乃是郑板桥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他论文谈艺的核心内容。在郑板桥看来,文章应“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劳、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要经世致用,能反映社会现实。所谓“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乎?”,不正是郑板桥所主张的“直摅血性为文章”、“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的最好诠释吗?

父老相传,我所住的北城的都土地是张巡。张巡怎么会跑到我的家乡来当一个区长级的都土地呢?这里既不是他的家乡,又不是他战死的地方。说北城都土地是张巡,根据是什么?有这样一个在安史之乱时和安禄山打仗,城破而死的有名的忠臣当都土地,我们那一区的居民是觉得很光荣的。都土地也不是每个区都有。

潍县城隍庙的修葺工程本来是作为一县之长的郑板桥自己发动的,而他在撰写这篇《碑记》时又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这岂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吗?没有。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为这篇《碑记》定下了一个极富学理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超越惯常思维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在碑文行将结束时所总结的那句话:“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读《碑记》,我们感到,其中谈论的各种话题都是被笼罩在探讨“千古礼意”这个总题旨之下的,潍县城隍庙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这样的探讨,非但没有使郑板桥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见出他学养的丰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怀的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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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作品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11

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枥以俱之。而人亦衰褒然从而惧之矣。非唯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栗,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郑板桥撰写这篇《碑记》是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的。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

郑板桥楷书【新修城隍庙碑记】11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乾隆十四年(1749),郑板桥(1693-1765)就任潍县知县的第四年,经年失修的潍县城西城隍庙在某日的大雨中倒塌了。郑板桥在视察之后,建议修缮,得到了乡绅们的附和、资助。三年后,城隍庙修葺一新,作为县太爷的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志其事,并由司徒文膏勒石(城隍庙碑,190×80cm,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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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郑板桥对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演剧楼居”一事的解释,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古圣贤既然把“上帝”“城隍”之类的“神而不人者”当作人来祭祀,那么,在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个“演剧楼居”来“娱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楼建起来了,在他看来,“娱神”之说,虽属妄言,但演剧对世俗人生却不无裨益。所以他说:“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可见,是否“有功于世”,这是他探讨“千古礼意”的一个重要思考。这个思考,既使他的探讨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使他在价值评估上避免了绝对化和简单化,是非取舍,情通理达。《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创作的一个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价值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额镌有“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书、刻“三绝”之誉。它在历经了两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之后,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放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坊间有拓本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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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郑板桥“六分半书”风格之后,我们对这件《重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应该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审美框架。由于碑文的实用目的,郑板桥的创作显然不可能等同于平日近乎发泄性的创作心态,注定了《重修城隍庙碑记》没有越出《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的大格局。但是,郑板桥在草稿中赋予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或许能算得上是晚年郑板桥的成熟风貌,尽管比不上典型的“乱石铺街”(如《书李商隐七言诗轴》,草隶,150.3×46.2cm,南京博物院藏)之怪异奇特和随心所欲。

城隍的姓名大都无可稽考,但也有有案可查的。张岱《西湖梦寻·城隍庙》载:"吴山城隍庙,宋以前在皇山,旧名永固,绍兴九年徙建于此。宋初,封其神,姓孙名本。永乐时封其神为周新。"周新本是监察御史,弹劾敢言,被永乐杀了。"一日上见绯而立者,叱之,问为谁,对日:'臣新也,上帝谓臣刚直,使臣城隍浙江,为陛下治奸贪吏。'言已不见,遂封为浙江都城隍。"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2

在《重修城隍庙碑记》中,我们还可了解到郑板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态度。草稿初成后,由赵六吉装裱成册,乾隆十七年元日(即1752年2月5日),郑板桥作了题跋:板桥居士作城隍庙碑草稿初就,赵君六吉即剪贴成册,可谓刻划无盐,唐突面子矣。是碑不足观,而作文之意,无非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乎?乾隆十七年元日,板桥道人郑燮又记。

《聊斋·陆判》所说的十王殿的十王大概是坐在正面的,但多数的十王都是屈居在两廊,变成了陪客,甚至是下属了,我们县里的城隍庙、泰山廊都是这样。中国诸神的品级官阶也乱得很。十王中我只记得一个秦广王,其余的,对不起,全忘了。《玉历宝钞》上好像有十王的全部称号,且各有像,不难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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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城隍庙设置戏台也就合乎情理了。所以,郑板桥叹曰:“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他还专门城隍庙戏楼书七言联“切齿漫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十言联“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衣文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匾额“神之听之”和“惟德是辅”。身体力行,何等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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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1

我们那里的城隍庙有一个特别处,即后殿还有一个神像,也是五绺长须,但穿着没有城隍那样阔气。这位神也许是城隍的副手。他的名称很奇怪,叫"老戴"。城隍和老戴之间好像有个什么故事的,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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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初成于乾隆十六年岁末,碑文如下: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俛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人则非天,天则非人,断断如矣。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后世又呼为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范之以金,塑之以土,刻之以木,斫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而天下后世遂裒裒然,从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即如府州县邑,皆各有城如环无端,而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抱城而流,而汤汤汨汨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生死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之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烝(钅历)以惧骇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矣。非惟人惧之,而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淅淅,吾亦毛发栗竖,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信不爽也。子产曰,凡此所以为媚也。愚民不媚不信,然乎!然乎!潍邑城隍庙在县治西,旧颇整翼。乾隆十四年大雨,两廊倒塌,而东廊更甚,燮于朔望瞻拜,见而伤之,谋诸绅士,是宜新整,诸公咸曰:“俞。”于是鸠工庀材,重建两廊,高于旧者三尺,其殿厦、寝室、神像、炉鼎、鼓钟,焕然—新,是亦足矣。而于大门之外,又新立演戏台一所,费用几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读)《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屡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乐琴瑟,谁其知之?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令人激昂慷慨,回心向道者亦不少也。至于鄙俚之辞,情欲之事,直可置之不论耳。此戏台之设,亦不尽为多事也。总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此人而神者也,后世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霤井灶,此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牲,太羹元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璉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服之、驾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愿慕以致其崇极云尔。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言之,直可探千古之礼意矣。

都城隍的上面是什么呢?没有了,好像是一直通到玉皇大帝。土地的下面呢?也没有了,因为土地祠里并未塑有衙役皂隶。他们是上下级,是不是要布置任务,汇报工作?也许要的,但是咱们不知道。

郑板桥在文艺领域树起一面富有个性光采的旗帜,在潍县任中,致朋友的信里就大声疾呼:“学者当自树其帜”,不要听气候于商人,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特色。正因为形成了这样的见解,所以板桥在文事活动中就有许多放肆的言论。他在济南与诸官僚会宴趵突泉,他诗里说这清清的泉水“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是清泉”,对于官场的雍和气氛,实在是大煞风景。真话尽管是真话,但敢于在这种场合高咏的,恐怕只有板桥了。

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纸本,行书,22.3×18.3 cm,12开)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初成于乾隆十六年岁末,草稿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书法欣赏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

《聊斋志异》以《考城隍》为全书第一篇,评书者都以为有深意焉,我看这只是寓言,寄托蒲松龄认为所有的官都应该考一考的愤慨耳。他说这是"予姊夫之祖宋公讳焘"的事情,宋焘亦未必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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