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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淳熙九年的《赐书帖必威》、《卜筑钟山帖》

2019-11-09 05:21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周易系辞本义】1

首先,与古代绝大多数的士人一样,朱熹的书法启蒙也来自家学。朱松爱好金石,有所收藏,这对朱熹具有影响意义。同时,朱松出于对先贤的景仰之情,也收藏了一定数量的先贤墨迹,特别是王安石等人的书法,这对朱熹日后的书法价值取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可通过朱熹本人的传世文字得到印证: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度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帙,亦以意所便也。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帖,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

    朱熹晚期书法是指庆元元年以后的书法风格,主张“皆由自家使得方好”的书学观。

    朱熹《城南唱和诗卷》帖凡64行,共462字。首题“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末款“熹再拜”。钤白文“朱熹之印”。此诗卷是朱熹为和张栻城南诗20首所作。张栻,字敬夫,号轩,张浚之子、宋代著名学者。居谭州(今长沙)。构城南书院,城南有风景20处、故题诗20首。朱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与张栻在谭州(今长沙)游历城南胜景,其间有许多应酬唱和的诗作,城南唱和诗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诗一共二十首,描绘了城南风光二十景。时年朱熹38岁,此诗卷书写年代则较晚。

朱熹的诗词 朱熹书法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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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诗词

朱熹博学多才,在诗词方面留下不少名言佳句,为中国古诗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素材。朱熹现存作品种类还是很丰富的,其中最着名的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及四书五经于一体,是理学的名着,为朱熹儒学体系的的基础,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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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诗都富有生机、字字珠玉,有《春色》、《观书有感》、《泛舟》、《九曲棹歌》、《题榴花》、《偶题》、《水口行舟》、《西江月》等。其中《观书有感》和《春色》是最脍炙人口的佳作,《观书有感》的原文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两句是点睛之笔,不仅是人们所熟知的,也是非常具有哲理的名句。这首诗是作者借景喻理,像明镜一样的池塘水,清澈见底,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地注入。它的寓意是人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和获取新知识,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

朱熹的词有《浣溪沙》、《好事近》、《满江红》、《南乡子》、《念奴娇》、《菩萨蛮》、《水调歌头》、《忆秦娥》、《鹧鸪天》等,他的词不仅酣畅淋漓,而且构思精巧。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菩萨蛮》,原文是:晚红飞尽春寒浅。浅寒春尽飞红晚。尊酒绿阴繁。繁阴绿酒尊。老仙诗句好。好句诗仙老。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这首词两两互相颠倒,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自然,可以看出朱熹用词技巧颇高。

朱熹书法

朱熹,生于生于1130年9月15日,卒于1200年4月23日,号晦翁,世称朱文公,是南宋时期着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编着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科举士子的官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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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他和诗句一样,他的书法传世也有很多,朱熹书法为后人推崇备至,他早先尝试曹孟德书风,后来又改写钟繇的楷书,颜真卿的行草,对历代书法家的风格都有涉历,最后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才形成了以汉魏为风骨的复古而不泥古的新风格,在南宋时期自成一派,一生临池不辍,尽管书法真迹传世不少,但相比他一生所写的书法作品,失传的居多,颇为遗憾。

而且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书法成就被掩盖在思想哲学成就之下,比起专业的书法家,朱熹书法的艺术性得到的关注还是要少一些,但是并不妨碍朱熹书法的艺术性多么难得,意境高远。

朱熹书法讲究萧散简远,古澹和平,性情所至,一气呵成,而且精通行草,尤其善写大字,现在传世的就以行书简牍为主,从他现有的行书作品,可以看出朱熹下笔功力,结构稳健典雅,自成一体,也无狂散之架,追求书写运笔的洒脱自然,不刻意讲究字体的工整度,从字里行间能窥探出,这位孔哲圣人的治学态度,字字有法度,即要入法也追求出法,纵容衍裕而又气象超然。朱熹的书法作品处处洋溢着一个儒家哲人的文人书卷气。

朱熹疗足

为了感谢别人帮助自己治好了行走不便的毛病,朱熹特地为帮他治疗的江湖术士题诗,没想到疗效只不过一日,朱熹被骗了,就流传下来朱熹疗足的故事,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朱熹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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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疗足的故事源于他有严重的足疾,而且久治不愈。朱熹为了疗足可谓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也不见足疾有任何的进展。有一天,一个江湖郎中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足疾可以从此完全康复,高兴之余便写了一副诗送给这个江湖郎中。当时的朱熹看到自己能站起来非常的高兴,送了大量的酬金给这个江湖郎中并且还亲自写诗送他出门。不过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出现了转机!

没想到第二天朱熹还是老样子,根本无法正常起身,他才大呼被骗,说要去找回那个江湖郎中。可是这个江湖郎中骗到他的诊金之后早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大家就奇怪了,你是要追回那些酬金吗?他说不是的,他是要追回他昨日赠的那首诗。

这便是朱熹疗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圣人也有被骗的时候,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呢?在朱熹疗足的故事中,他写的诗是来赞扬那个替他治疗的江湖郎中,诗的大体的意思是:这么多年来靠一根拐杖撑着走路,真没有想到针灸有这么神奇的功效,竟然让我多年的足疾痊愈。当我站在家门口笑时,远处的孩童大笑难道这就是从前匍匐的老翁吗?其实他是怕那个江湖郎中拿了他的诗到处招摇撞骗,从朱熹疗足的故事中我们看出,这未免不是圣人的可爱之处。

周易本义 朱熹

《周易本义》是南宋着名理学家朱熹的着作。朱熹,字元晦,别号晦庵、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朱熹一生着作无数,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广泛涉猎佛教、道教的思想,周易也广泛运用于道教的文化。朱喜的哲学思想是在继承“二程”的思想上发展而来,朱熹作《周易本义》就是要还原正统《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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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原本是用来占卜只用,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孔子曾经着作“十翼”,更进一步的阐述过“周易”蕴含的哲学思想,后来历代也有大家着书,阐述“周易

所蕴含的文化,朱熹的老师程颢、程颐在《易》学思想上有分歧,朱熹有自己的见地和想法,他认为周易主要是用来卜筮之书,故作《周易本义》。

朱熹注解的《周易本义》初稿名为《易本义》,定稿花费了二十余年。《周易本义》分为上经和下经两卷,十翼即《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下传、《文言》上传、《系辞》上、下传,《说卦》、《序卦》、《杂卦》。每翼为一卷,“经”、“翼”共合十二卷,《周易本义》就成书定稿了。

朱熹的《周易本义》是对孔子哲学思想的诠释,也被之后历代朝廷和政府重视。历代帝王都把《周易本义》收入文库,包括当代,朱熹的《周易本义》也被国家重视,因此可以看出《周易本义》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朱熹四书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南宋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理学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五经”集于一体,着成《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之一。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大桂驿中帖】2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题欧阳修集古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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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夫子平生讲道之功日不暇给,而于辞翰游戏之事亦往往精诣绝人,评书家谓其书郁有道义之气,固耳。今观吾乡沈方伯时旸所藏《和张宣公城南杂咏》手迹,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榘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

    明道先生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与此相呼应的是,朱熹为大力褒扬北宋蔡襄、朱敦儒、喻樗等人的书法,不惜贬低黄庭坚、米芾诸家: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 故常集其墨刻以为此卷,而尤以《乐毅书》、《相鹤经》为绝伦,不知鉴赏之士以为如何也。

朱熹的教育思想,则强调启发式教学,主张“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并以自己的广闻博览与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著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的学术与教育,涉及了经学、史学、乐律、禅佛、道教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一生著述宏富,传世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后人集编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简称《晦庵集》)、《朱子语类》等等。

    此一阶段,朱熹似乎更为钟爱北宋先贤遗墨。显然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时值理学(道学)在南宋达到了兴盛的局面,同时也面临着最危急的“伪学”之禁!《晦庵集》卷八四中的书法题跋明确揭示了朱熹在庆元年间曾大量观阅了张载、程颐、邵雍的书迹,对他们“大笔快意”而“书迹谨严”的作风表现出极大的赞赏。

朱熹书法欣赏【城南唱和诗卷】1

    自浙东任上罢归建阳后,朱熹又在八闽之地,先后获观当地世家所藏蔡襄、苏轼、朱敦儒、喻樗、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法书和先贤范仲淹、程颐、杨时的墨迹,详可参见《晦庵集》卷八二中的相关题跋。也正是在从政六地、出游四方,使得朱熹有机会饱览各地胜境,考察先贤遗踪,结交时代俊彦,极大地丰富了人生阅历和充实了学术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完善了自己的书法价值取向:在书法创作上远溯钟、王法书,兼绍北宋硕儒先贤遗迹;在书法观念上提倡“书字时甚敬”,反对“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的时风流弊。对此,朱熹这样说:

《大桂驿中帖》书法纵逸不拘,醇古自然,神态娓娓,如烟云风卷,意在行文,有自得之趣。如詹景凤所言:“不以书名,固以学掩之。”

朱熹晚期对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书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前期的颇有微词转变为充分肯定。朱熹眼界的打开,生活的磨难,以及学术上的成熟和书法认识上的提高,都在促使技法工夫已臻高水平的朱熹向往一种自由的境界。朱熹暮年曾经明确表示:书法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早年,朱熹和同学刘珙(共父)之间曾有过一场关于曹操与颜真卿二人的书法有“字画古今”之别、为人则有“忠、奸”之分的论辩。后来,朱熹这样记述道: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消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晦翁。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周易系辞本义】2

朱熹《秋深帖》(致会之知郡朝议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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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城南唱和诗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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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朱熹传世文字来看,在卜居考亭期间,曾大量获观了先贤墨迹,并做了大量的题跋,这些先贤书迹包括了邵康节“检束”二大字、《道士陈景元诗卷》(后有王安石题跋)、《吕仁甫公帖》、《严居厚兴马壮甫唱和诗轴》、《吕(正献)、范(忠宣)二公帖》、《伊川先生帖》、《官本十七帖》、《苏东坡书李杜诸公诗》、《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东方朔画赞》、《蔡襄书杜甫前出塞诗》、《石本乐毅论》、《韩魏公(琦)与欧阳文忠公(修)帖》、《朱希真所书道德经》、《黄山谷宜州帖》、《蔡襄评书帖》、《欧阳修与蔡襄帖》、《东坡帖》、《曾鞏帖》、《黄山谷草书千文》等等,以及前辈、友人张浚(魏公)、赵汝愚(中简)、张敬夫、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等人的墨迹,所有这些题跋文字均见《晦庵集》卷八三、卷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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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允夫帖】02

朱熹书法作品【允夫帖】2

朱熹书法欣赏【城南唱和诗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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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八月七日熹顿首启。比两承书。冗未即报。比日秋深。凉燠未定。缅惟宣布之馀。起处佳福。熹到官三月。疾病半之。重以国家丧纪庆霈。相寻而至。忧喜交并。忽忽度日。殊无休暇。兹又忽叨收召。衰病如此。岂堪世用。然闻得是亲批出。不知谁以误听也。在官礼不敢词(词疑作辞)。已一面起发。亦已伸之祠禄。前路未报。即见归建阳俟命。昨日解印出城。且脱目前疲冗。而后日之虑无涯。无由面言。但恨垂老入此闹篮。未知作何合杀耳。本路事合理会者极多。颇已略见头绪。而未及下手。至如长沙一郡。事之合经理者尤多。皆窃有志而未及究也。来谕曲折。虽有已施行者。但今既去。谁复禀承。如寨官之属。若且在此。便当为申明省併。而补其要害不可阙处之兵。乃为久远之计。未知今日与后来之人。能复任此责否耳。学官之事可骇。惜不早闻。当与一按。只如李守之无状。亦可恶也。刘法建人。旧亦识之。乃能有守。亦可嘉也。李必达者。知其不然。前日奉诿。乃以远困之耳。得不追证甚喜。(六字旁添)。已复再送郴州。令不得凭其虚词。辄有追扰。州郡若(若字旁添)喻此意。且羁留之。亦一事也。初听(二字旁添)其词固无根。而察其夫妇之色。亦无悲戚之意。寻观狱词(四字旁添)。决知其(二字倒写)妄也。贤表才力有馀。语意明决。治一小郡。固无足为。诸司亦已略相知。但恨熹便去此。不得俟政成。而预荐者之列耳。目痛殊甚。草草附此奉报。不能尽所怀。惟冀以时自爱。前迓休渥。閤中宜人及诸郎各安佳。二子及长妇诸女诸孙。一一拜问起居。朱桂州至此。欲遣人候之。未及而去。因书幸为道意。有永福令吕大信者。居仁舍人之亲姪。谨愿有守,幸其誉之也。熹再拜启。会之知郡朝议贤表。7、【题欧阳修集古录跋】

    这种变化从朱熹本人的心态上来说,是当时朝野上下已占上风的将“道学”贬为“伪学”的讨伐声,和其后的“庆元党禁”之难,使他联想到了在“元祐党禁”时期的苏、黄等人的遭遇,于是不由得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同病相怜,甚或是借题发挥;而从书法认识上说,是经过前阶段对汉魏晋唐和大量北宋人法帖的学习与观摩后,朱熹终于有了认识上的改变,开始认可宋人书法中的“意趣”。因此,这种变化既是他书法观念的延续,更是他书学思想的升华。    此时的朱熹也开始能够较为平实地看待他曾经深爱的王安石、黄庭坚、张孝祥等人的书法,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书迹和书事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

朱熹书法欣赏【城南唱和诗卷】10

    在绍熙二年短暂的知漳州任之后,朱熹又卜居建阳考亭。绍熙四年末的知潭州任期间和绍熙五年夏的由潭人都侍讲途中,朱熹又先后大量地获观了曾巩、赵抃、黄庭坚、司马朴、司马光等人的真迹并有跋文,这些跋文多存《晦庵集》卷八三。其中对司马光《荐贤帖》的评价甚高:“熹伏读此书,窃惟文正公荐贤之公、心画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余裔,固不待赞说,而人之其可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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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盖其胸中安静祥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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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朱熹对刻帖中的钟繇、王羲之法书可谓推崇备至:《力命表》旧惟见近世刻本,今乃得见贞观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窥其妙处,又愧其见之晚也。他日见右方诸公,当请问焉。又未知其所见与予果如何耳。新安朱熹观王顺伯所藏《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赞》,皆所未见,抚叹久之。淳熙壬寅上已,饮禊会稽郡治之西园,归玩顺伯所藏《兰亭叙》两轴,知所谓“世殊事异,亦将有感干斯文”者犹信。及览诸人跋语,又知不独会礼为聚讼也。附书其左,以发后来者之一笑,或者犹以笺奏功名语右军,是殆见杜德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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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允夫帖】1

    朱熹较为系统的书法学习,开始于他青少年时代“师事武夷三先生”时期。师事“武夷三先生”,使得自己有机会接近武夷山自然风光,也有机会与同学(如刘珙兄弟等)交流心得体会,打开了胸襟。关于这一点,从他后来在《家藏石刻序》和《题法书》、《题曹操帖》等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

    淳熙七年,朱熹在南康见到了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已景仰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四纸,并为之作了跋,表现出对欧阳修书法的推崇之情:“欧阳公作字如见其文,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学者得之。”淳熙九年三月,朱熹再次在会稽王顺伯处见到了欧阳修《金石录序》真迹并为之作一跋;淳熙十二年四月,再出一跋。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书迹进行题跋,恐怕不仅仅是限于学术一途吧。

【释文】七月六日,熹顿首。前日一再附问,想无不达。便至承书,喜闻比日所履佳胜。小一嫂、千一哥以次俱安。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终是怯弱,饮食小失节,便觉不快。兼作脾泄挠人,目疾则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吾弟虽亦有此疾,然来书尚能作小字,则亦未及此之什一也。千一哥且喜向安。若更要药含,可见报,当附去。吕集卷秩甚多,曾道夫寄来者,尚未得看,续当寄去。不知子澄家上下百卷者是何本也?子约想时相见。曾无疑书已到未?如未到,别写去也。叶尉便中复附此。草草,余惟自爱之祝,不宣。熹顿首,允夫纠掾贤弟。2、【与彦修少府帖】

    自宋明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人们对朱熹的墨迹手稿给予了超常的关注,虽片言只字、断简残编,也必奉为珍宝。只要看看朱熹书作后大量的后代名人题跋,以及朱熹书作大量被后人伪造的事实,就可见其书法为人所重的程度了。在所有的评价中,陶宗仪《跋朱文公与侄六十郎帖》的阐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子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沈著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玙璠圭璧……略不用意,出于自然,尤可宝也。    绍熙五年末至庆元元年初(1194-1195),是朱熹书法创作风格和书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其时,朱熹已六十五岁。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底,朱熹奉祠南下,自此居考亭“沧州精舍”,直至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逝世,其中庆元三年(1197)前后“庆元党禁”高峰期间曾出外在闽东各地避难一段时间。

    明陆简《朱熹城南唱和诗帖跋》云:“紫阳夫子平生讲道之功日不暇给,而于辞翰游戏之事亦往柱精诣绝人。评书家谓其书郁有道义之气、固耳。”

    这一时期,在以下题跋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 来南康,得杨君伯起于众人中,意其渊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复恍然,思复见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康节先生邵公手书《戒子孙》语及《天道》、《物理》二诗,得之芗林向氏。刻置白鹿洞之书堂,以示学者。右伊川先生与莆田方君元寀道辅帖。后一帖乃嘉祐二年语,时先生年才二十有五尔。真迹今藏道辅曾孙友陵家。

其次,朱熹在游历和出仕中,在各地留下了大量的题榜、碑版与摩崖题名书迹。关于这些书迹的传世部分,高令印在《朱熹事迹考》一书中曾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载。当然其中也存在大量的后世翻刻者,乃至后世伪托者,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甄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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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朱熹的书翰和文稿(指朱熹《允夫帖》和《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来考察,不仅没有汉魏遗意,而时代的风格和他本人的特点,倒表现得特别浓厚。《允夫帖》,又名《七月六日帖》、《致表弟程询允夫书翰文稿》等。信札二幅,此为七月六日帖,后有元、明两代共11家的题识跋浯,内容包括朱画象像。明王鏊《震泽集》云:“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蠖,岂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

    对于本卷书法,元、明、清三代人在各自的题跋、著录中多有论及,兹按时间先后择录以下数条,以见一斑:右晦庵先生真迹,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大贤无所不能,固非可一艺名也。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大桂驿中帖】1

朱熹一生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并未受到最切实的重用。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二十一年(1151)春,铨试中等,授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二十七年(1157)十月,以四考满罢归,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活。直到孝宗淳熙五年(1178)八月,除知南康军(江西星子),次年三月到任,八年(1181)三月离任。八月,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九月离任。光宗朝绍熙元年( 1190)四月,知漳州;次年三月,除秘阁修撰,四月即以提举南京鸿庆宫奉祠归乡。四年(1193)十二月,知潭州(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五年八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即位不久的宁宗皇帝讲《大学》,十二月即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再次奉祠。自此,朱熹的政治生涯结束。庆元五年(1199)四月,以朝奉大夫致仕。从首次出仕到最后奉祠,在长达整整四十二年的历程中,朱熹真正在任的时间竟不足八年。因此,朱熹与同时代的知名卿士有着很不同的经历,他的一生是以著述与讲学为主的一生;但又非属于隐逸一派,而是先出游四方论学,后卜居武夷讲学。四、朱熹的传世墨迹:《蓬户手卷》国外私人藏,全卷包括三部份:(一)题耑。(二)朱熹行草手102字。(三)宋文天祥、明方孝孺、祝允明、海瑞和唐寅之题跋。《周易系辞本义手稿残卷》日本藏《行草书诗札》南京博物院藏《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向往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书注稿》辽寧省博物馆藏《书翰文稿卷》辽寧省博物馆藏《论语集注残稿》日本藏《致彦修少府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易系辞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 国内私人藏《致程允夫书》辽寧省博物馆藏《赐书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秋深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卜筑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五、朱熹书法作品举例

    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灵,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俱自要恁地放纵。道夫问:“何谓书穷八法?”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行夫问:“张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爱放纵。 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黄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

朱熹书法欣赏【城南唱和诗卷】4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2

朱熹书法初学汉魏崇尚晋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已意,萧散简远,古淡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晋人风致。朱熹的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跡;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一、朱熹的书法欣赏

    朱氏书法的时代风格和本身的特点,仍然是主要的,其中自有新的因素存在着。在所有的因素里,最为突出而明显的,却是时代风格。这里所说的“时代风格”便是“宋人尚意”,也就是朱熹暮年在《跋十七帖》中明确表示的:“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朱熹书法欣赏【城南唱和诗卷】3

    《周易系辞本义》即大字“书易系辞”册,一向被学者公认为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真迹。全册共十四开,一百零二字,每行仅书写二字,字字结构强健有力、墨色黝黑,时而又出现飞白效果,显得格外精神奕奕。作品有朱熹名款及“定静堂”印记,为林宗毅先生所藏,后捐赠与台北博物馆。

朱熹《大桂驿中帖》 纵33.4cm,横57.3cm 行草书 17行  240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传世题跋还可发现,此一时期朱熹对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书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前期的颇有微词转变为充分肯定。他说: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以道东西南北未尝宁居,而能挟此以俱,宝玩无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视王公贵人,而独以夸于崎人逐客,则又有不可晓者。朱熹又说黄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

    其次,是朱熹的学术渊源决定了他这一时期在书法上的观念和取法对象较为集中。无论父亲朱松,还是武夷刘氏、胡氏、延平李侗以及张浚、张栻父子,他们均是北宋“周、程理学”的承继者,明显抱有“心正则笔正”的正统儒家书学观念。朱熹的这一变化极有可能发生在绍兴十九年(1149)前后,此时朱熹已经进士及第。他在开始全面狂热读书、思想认识发生了第一次较大飞跃的同时,也对书法上的取法对象作出了调整,开始尽心地学习颜真卿、王安石书法了。朱熹自幼临习王安石书帖,这种倾向则明确地来自其父对王安石书法的深爱以及家藏王安石书札的影响。朱熹曾多次谈论到这一点: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辩之者,略识于此。新安朱熹云。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每访其迹,晚得其稿,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物为未定本也。熹常恨不晓写进《李邺侯传》,于宇文泰、苏绰事何所预,而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其非小故也。    古今论述朱熹书法的文字中,似乎多忽略了胡安国、张浚这两人书迹对朱熹的影响。其实,现存《晦庵集》卷八一的若干题跋文字,已经足够表明朱熹书法受此二人的影响。作为闽人的胡安国既是北宋理学分支“湖湘学”的开创者,也是朱熹父亲的好友胡寅之父、朱熹老师胡宪的从父,还是朱熹好友张栻的老师胡宏的从父,有了这样的种种关系,再加上祟安刘氏家族与胡氏家族的密切关系,使得年轻时代的朱熹有很多机会观赏到胡安国的书迹,而胡安国的书法恰恰是来自朱熹所深爱的颜真卿一脉。朱熹眼中的胡安国书法,也是人品与书品的高度统一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与其外大父尚书吕公手帖,读之使人凛然起敬,若严师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后也。呜呼!是数君子者,其可谓尽朋友之道而无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于当年,而遗风余烈可传于世者,岂徒然哉!三复叹息,因敬书其后,以致区区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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