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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叙事,女性作家

2019-11-04 00:04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作家林白及其作品《北去来辞》 图/北京日报 反思知识分子的先锋精神 从《万物花开》开始,到《妇女闲聊录》,作家林白谦卑地倾听大地敞开的声音、接受民间的地气,及至今年出版的《北去来辞》,这种敞开已经表现得直接而急不可耐了。 《北去来辞》中有一个场面让我久久难忘:主人公海红一家去吃年夜饭,一家三口大年夜走在寒气凛凛的街头,寻找可以完成“吃年夜饭”这样一个任务或仪式的地方,每个人都心不在焉:男主人道良吃什么馆子都不舒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女儿只感兴趣汉堡之类的快餐,还急着回家看动画片;而海红也只是觉得作为女主人,她不得不张罗这顿饭而已…… 垂头丧气中海红问自己:为什么不自己做,那样岂不是更有声有色?小说由此进入了它惯有的反思层次:“做一点家务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生活都是庸俗的,唯有精神高尚。还有功名,所谓荣誉,这一类骨头才值得去啃。这样的日子是活生生被自己搞坏的,过不好年实在是活该。”这样的叩问和自省不请自来、遍布全书,而作为样本的海红,她的经历无意间就成为一代人生命历程的注解:出生于特殊年代,有着不安定的童年和解压后亢奋的青春,因此更重视内心生活与现实的强烈对峙。在作为青年诗人的岁月里,海红内心火焰在乱蹿,生命里的核心词汇是“超现实”:“现实是庸俗的,日常生活是臭大粪。她要超越现实!……人间烟火,视而不见。”她在为自己制造的世界中,步步退缩,而现实却步步紧逼,从婚姻、情感,到生存,到与父母、女儿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向与她意愿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她焦躁、挣扎,寻求突围,却又不得不妥协——就像她最终与丈夫离婚,却又不得不依旧住在一起,甚至心理上还依赖着日渐衰老的丈夫。小说带我们穿越了近三十年种种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丝毫怀旧的气息,女主人公一步步走下来,越来越有气无力又心有不甘。 此时,知识分子海红在我面前,既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又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对于19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某种先锋精神的反思,它是双向的,一面指向社会——是谁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一面指向自身——那个梦想中有几多可爱又有几多虚妄?这些反思占据了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它甚至使作者本来已经写就的《银禾简史》消失在《北去来辞》中。银禾的故事退居其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它是海红精神史的重要对照,它展示了知识分子之外的一个世界和生存状态,这个世界泥沙俱下、藏污纳垢,但也如淤泥一样滋养荷花,人的精神却是健旺的、有力量的。作者不乏理想化地塑造了银禾,恰恰让海红看到在自己越来越封闭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那样丰富多彩、活力无限的世界,当代社会生活的纷杂、精神世界的芜乱由此进入《北去来辞》。 当下社会的精神图谱? “我们的海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深受熏陶,追赶各种源源不断涌来的西方理论和主义,兴奋兮兮气喘吁吁的,只要是新鲜的,样样都是好的。喜欢现代派……但是海红的萨特始终没有出现,她总是受到挫折……原来,偶像不过是神话一桩,原来,偶像千疮百孔。忌妒、伤害、谎言,种种不堪像蜂拥而至的白蚁,嘎嘎嘎,偶像一下就被蛀空了,轰然倒地。” 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但林白没有给海红任何成功的机会,哪怕是短暂的辉煌都找不到,如同格非的《春尽江南》。两部小说都是对于当代社会成功人士、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怀旧风气的巨大反拨。小说中关于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针对的核心是被政治权威消灭、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建立起来并且越走越远的“自我”的反思。海红曾自问:“为什么会缺乏现实感,因为狭窄。因为内心绵弱。因为不愿自我承担。”从银禾的经历中,作者也有这样的感叹:“你们只在电视、报纸和网络中见到,那离你的生活是多么远啊,隔着千里万里,甚至,是一颗星球到另一颗星球的距离,如果不关你的痛痒,那就更远了。但是这个史银禾,她就在那些污泥浊水滚滚洪流中。” 在高蹈的、洁身自好的“自我”中,海红们反而迷失了自我。在烟尘滚滚的现实中,海红们不但看到了“自我”的怯懦、封闭,还感受到它的局限和无力。然而,倘若连“自我”也可以轻易地放弃,那么“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呢? 海红徘徊在十字街头,社会急剧变化,越来越远离八十年代的精神语境,他们正在被新的意识形态所抛弃,由精神的高蹈到跪拜世俗,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难逃这样的精神路数,但海红显然不甘于此,却又束手无策。小说下半部分对于情感和婚姻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婚姻束缚了她,可是她有能力反抗吗?单位解散重组时,海红的无望让人心酸:没有人可以帮她找工作,丈夫老了,女儿还小,自己身体又不好,现实再险恶也得咬牙撑着……或许作者不曾有意识强调,然而我却分明感觉到,一个过了中年的女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年轻诗人完全不一样的心绪,整本《北去来辞》如同一个过了中年的女性的叹息。 当然,作者通过她的眼睛、身体、心绪去搜集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碎片——从道良那种固守乌托邦信仰又对现实无比失望的人,到“90后”冷漠地面对社会和世界的心态,以至文人圈的种种虚浮……《北去来辞》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容纳了很多精神的碎片、社会生活的飞絮,从中能够看出作者的一些野心——她似乎要为当下社会绘制一幅精神图谱。但转念一想,又不对,书里的一切都是碎片,都是作者的实感经验,这里并没有宏大完整的叙述,也并不企图回答什么或解构什么。作者靠的是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直觉,它们正像一根根针扎在了时代的神经上。 不断打开的自我 林白令我欣赏之处在于:当不少“着名作家”仍然沉浸在志得意满的写作中时,林白却敢于让自己去现实的泥沼中跌打滚爬,通过《北去来辞》来表达困惑、忧虑,去追寻和反思。“反思”一词写起来何其简单,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备反思的意愿和能力。更为难得的是,林白不是想明白了才写《北去来辞》,而恰恰相反,这是她想不明白的结果。她不是在指点什么,而是坦然地展示了自己的迷茫、无力和挣扎的状态。 我们常常有所谓“反思历史”的说法,我不排除作家的洞见、历史意识和理性的穿透力,但也经常失望地看到很多“反思”不伤皮毛、不经心灵,最后流于空洞。林白将显微镜对准了自我,她不让“自我”在历史的海洋中漂浮起来,而是紧紧地抓住她,让她有自己的体温、音调、情绪和意志,从这一点而言,《北去来辞》与《一个人的战争》时代仍然一脉相承。然而,那个世界相对封闭,不乏矫情,而今是不断地打开。当然,自我也是历史意识的产物,不过,对于文学而言,这种感受的真实要远远比真理的正确有意义。 读完此书,我曾问过自己:这算长篇小说吗?它庞杂,斑驳,不稳定,叙述多样化,或许更像海红的思想札记,或者说是林白的思想札记。我也特别能够感受到作者那种不得不说的倾吐欲望,或许在艺术上,这不能算是完美的作品,但这是作家林白的自我反思之书。她一定是意识到什么了,才有了这样的表达。多少年后,林白的研究者一定是通过这部作品去打开她的世界的。

责任编辑:

说实话,一个时代的疾呼者,他们喊的大口号,我常常一句也记不得。但这个瘦弱女子,我记得她的《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

——评林白的《说吧,房间》陈晓明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尽管人们一度对这个略显弱小的女性表示了质疑,但面对着她的写作,她那些独特的文字,人们还是难以偏离公正太远。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1997年第3期)。这部小说再一次呈现了女性现实,并且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现实的激进的感受。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白,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9蛐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林多米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林多米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流、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林多米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80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Party,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林多米理解为“实在的”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林多米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现实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林多米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9蛐社会,排斥*9蛐退避,自我*9蛐他者,独白*9蛐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林多米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南红可以理解为林多米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林多米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林多米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林多米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小说中纯净而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觉,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总而言之,不管是林多米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说吧,房间》触及到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90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做出有效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林多米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男性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1997年11月30日于北京望京斋《南方文坛》总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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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林白习惯在窗帘低垂的室内写作,她怕光,需要光线幽暗。作家张炜曾说她“身上阴气太重”,单独待在一起他会无端感到害怕,建议她与方方那样阳气重的人交朋友,能够受到照耀。那天,林白才醒悟:“我们身体的深处会隐藏同样多的力量,只是没有遇到激活我们的人。”

在她的身上,我仿佛又见着更遥远年代里的那些女子,茨维塔耶娃,普拉斯、塞克斯顿、狄金森、伍尔芙。因写作,人世并没有额外回赠她们一丁点的好处,反而增添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痛苦。最后,人世唯一赋予她们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些女人,绚烂而痛苦地活过,然后静静死去。

《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全文共4983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整整十年光阴,我在跟我的青春岁月苦熬,得不到和解,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这么残酷。幸亏,那时有文学,我靠订阅文学杂志来完成精神喂养和自我救赎。在我年轻的眼睛里,一些女性的名字,像珍珠一样熠熠生辉:方方、池莉、陈染、迟子建……当然,还有她,很重要的一个“她”:林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1990年代,林白与陈染、海男等女性先锋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脚,引领一时风气。据学者陈思和总结,19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形成崭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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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但林白写作时仍然不避忌,大量素材取自个人经历,及身边人的真实故事。“我创作时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她说。

字里行间,她仿佛不快乐。是真的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来源于精神世界。所有俗世的枯败和不遂意,并不会影响到她这种女子,惟有精神层面的不快乐,让她无以遣怀。

戴锦华在自己的书中解释,林白真实地书写了一个女性的痛苦心路,不愿“女儿”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在于,“不希望她首先面对如此深刻的矛盾与绝望中的反抗”。后来,在不同场合,总有人问候她女儿的近况。戴锦华笑称,这个不曾存在的女儿成了自己“‘社会形象’的组成部分”。

她的《一个人的战争》,让我得以窥见另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她如此勇敢而坦荡,文字如绸缎自光阴深处滑过,开合,逶迤,然后打一个漂亮的收梢,慢慢隐远……留下有些怔忪的我,被这些文字所伤,无法愈合。

但她仍不喜欢当众说话,出版社安排活动,一见要演讲,立刻推辞。接受书面采访,她常简短回复,回答不如问题长。一来由于体力虚弱,她常年维持37公斤体重,近来勉强超过40公斤,容易疲惫,每天也只写作一两个小时;二来她还是局促,众目睽睽下,“脑子完全是懵的,太可怕了”。

前阵子有人把我给激怒了。此人蔑视女性视角,文章里动辄就是“女人,缺乏情怀,很少有文章写的好的”之类,他看不起女人的精致纤细,也没有体味的耐心,且仇视情趣,统统视之为小资情调。依我狭隘的视角来看,学术界尤其性别歧视,全是高瞻远瞩,术语林立的男性语境。有一个据说是写文章很好的人,我好奇,特地买来他的书一看,结果大开眼界:犯得着么?写条狗他都能扯上国家大事!

二十多年过去,争议带来的伤害早已烟消云散。但当时林白刚从《中国文化报》下岗,自认遭到边缘化,她非常忧虑,怕口诛笔伐阻碍作品出版,自己和几岁大的女儿“快没有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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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的小说叙事鲜明,往往引来误会,还有读者来信示好。一个女孩声言要去单位见她,周末她特意等在办公室;女孩终究没有出现,林白现在仍记得她的笔名。另一个女孩爱踢足球,某个场合见到林白,一路跟随她到地铁站里,“用那种爱的眼神来看我”。

为此,我为这个女子,为眼前这张枯索的脸感到哀恸。

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给林白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也许,文学自挫败而来。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挫败。这个女人,她的脸渐渐被孤独所侵蚀,渐渐陌生,我曾经被这张脸所吸引,面对她,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挫败是她的起源,她的出身,它幽微曲折的沟回中的痛苦,是她此生的功课。否则,她该通过何种渠道,如此真切地理解别人,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沉默?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的故乡,并不是流淌着牛奶和蜜的福地,有很多人,活着活着,渐成了流水线上,做坏了的残次品。对这些生命而言,冰层随时准备破裂,无序和虚无将一涌而出。在冰层破裂之处,在无序和虚无上涌之时,在他们被淹没之际,至少,有人,有个叫“林白”的女子,尽自己的所能为他们记录下这些时刻。

回想起来,林白认为文学界和学术界一直都接纳自己。一些观察家则不以为然,觉得“这不是正经的文学,那些隐蔽的私密经验,个人的隐痛、撕裂感,个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不是那么容易被接纳的”,她后来对媒体说。

如今,在书店里文学杂志架下徘徊,上世纪的热血正一点点冷去,再怎样的用力,都回不去了——那消逝得太过久远的记忆,仿佛置身事外的陌生人,既隔,且阂——作者,读者双双老去。一些崭新的面孔,愈靠近,愈疏远。可能是气场不对了,更可能是文脉不再能引起我的共鸣。

1958年1月,林白出生于广西北流。父亲在她三岁时过世,母亲是妇幼保健站的医生,经常出差。保健站后阁楼堆放着宣传计划生育用的男女生殖器模型,上面有细小的骨骼和血管,肢体七零八落。林白常独自住在这栋诡异的建筑中,必须在下午五点半前回房间爬上床,否则“天黑的时候更可怕,没有人的时候,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个女人的面容,是典型的广西女子的面容,有着深邃的眼窝,蜜蜡般的肤色。广西地处南疆,它的炎热,它的苍翠田野,碧绿深海和喧嚣街市,赋予这个女子某种特质,类似天蝎座的特质,外表冷若冰霜,内在狂热不羁,让人捉摸不透。

林白自幼对外界充满恐惧,“跟这个世界没有通道,无法交流”。她在幼儿园不参加集体游戏,喜欢在林子里哼唱自编的歌曲。她长大成人后也是这样,唯独在写作中“好像很愿意敞开自己”。

但,这是天才啊,才不世出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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